中国古代曾经创造了一批又一批优质产品，精彩纷呈、层出不穷，至今让人为之惊叹。钧哥官汝定五大名窑出产的瓷器享誉天下，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越王勾践剑和秦始皇陵铜车马精美绝伦，金缕玉衣和素纱襌衣巧夺天工，百炼成钢绕指柔的境界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强弩钢甲、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景象至今令人为之动容，都江堰、赵州桥、大运河和万里长城更是名垂青史。

中国古代质量成就辉煌

当人类在原始森林中打造出石器工具后，他们发现手中工具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当天能否满载而归，能否战胜猛兽。于是，他们质量意识的觉醒变得更加强烈，更加小心和细致制造物品，努力地使得每一件的物品更加优质。这种出自生命安全本能的质量要求，正是推动人类最初进步的原始动力。从此，人类正式开启了漫长的向往质量、追求质量和创造质量之路，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也打开了人类文明进化史。

陶瓷是中国优质产品的代表之一。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整体出水。这艘沉没海底近千年的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船体的木质仍坚硬如新，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全船估算有6万多件瓷器，目前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在海底深埋浸泡近千年后，打捞出的瓷器依然光彩照人，碗底书写的毛笔字迹依然清晰可见。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此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中国陶瓷外销至迟始于唐代，宋元时期，随着航海业发展，中国陶瓷外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外贸的繁荣，有力地促进瓷器生产和质量提升。明清时期，外销瓷不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开始倾销欧洲诸国，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产品。中国瓷器在欧洲最贵的时候，与等重黄金同价。欧洲贵族宴请宾客，能用中国瓷器作餐具是一件非常体面和奢侈的事情。为了防止客人中有人心生贪念，顺手牵羊，主人必须加派人手，盯着每一个瓷器。

青铜同样是中国人的骄傲。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集中反映了商代冶铸质量的高度发展和辉煌成就。铸造中，共用外范20块，要两、三百人合作完成，若不采取相当严格的品质控制和过程控制，是无法完成的。

秦始皇陵铜车马是我国考古史上截至目前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其工艺精湛，饰件多处用如发丝的铜丝，很多零件可以互换，体现了标准化生产成果。

明代宣德皇帝接受了暹逻国进贡的一批风磨铜，问御匠吕震制作精美的铜器这批铜需炼几次。吕震战战兢兢地禀告皇上，欲制造出好香炉，铜还得精炼六遍。炼一遍，少一些，六遍下来，原料将只剩下一半。宣德皇帝财大气粗，精品意识超强，当即下旨精炼的次数不仅不减，还要翻番，炼十二次，并加入金银等贵金属。有钱就是人性！经过巨大努力，极品铜香炉终于制作成功。明代天启时项子京在《宣德炉博论》中说：“款式之雅，铜质之精粹，如良玉之百炼，宝色内涵，珠光外溢，迥非它物可比方也。”

西晋刘琨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汉代我国钢铁质量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百炼钢工艺已相当成熟。曹操作宝刀五枚，称誊是“百辟利器”，其子曹丕在《典论·剑铭》中说：“选兹良金（指铁），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曹植在《宝刀赋》中称赞百炼钢刀能“陆斩犀革，水断龙舟”。蒲元是三国时期蜀国铁匠，他以精湛之造刀技艺名满天下，曾经在成都为刘备造刀5000把，上刻“七十二炼”。在长期的实践中，蒲元掌握了精湛的钢刀淬火技术，能够辨别不同水质对淬火质量的影响。他在斜谷为诸葛亮铸炼刀三千把时，没有就近使用现成的汉水，而是专门派人到成都去取蜀江水，他认为，蜀江水冷却速度快，能把钢刀淬到合适的硬度。于是，派人到成都取蜀江水来淬。当水从成都取回来后，蒲元用刃一试，当即说道，“此水中已掺杂了涪水，不能用。”取水者抵赖说，没有掺杂其他水。蒲元当即用刀在水中划了两划，然后说道：“水中掺进了8升清水，还敢说没有。”取水者见势不妙，赶忙叩头认罪，道出实情。原来取水者从成都返回，行至清津渡口时，不小心摔倒在地，将取来的水洒出去很多。他惊恐万分，生怕回去难以交差，情急之中就近取8升涪江水掺在其中，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以蒙混过关，没料想却被蒲元一眼识破。在场的人无不被蒲元的奇妙技艺所折服。由此可见，蒲元对淬火工艺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已经掌握了不同水质对淬火后钢的质量影响的规律，因而很注意对水质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今天质量安全才成为一个非常严重问题？古代就没有？

古代质量安全同样问题严重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中国古代就很重视食品安全，《礼记》记载周代规定：“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但是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南北朝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家喻户晓，但是大家知道王羲之怎么死的吗？晋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服食炼丹而病死。

唐代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规定更加详尽周密，《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如果因为造成死亡，以杀人罪论处。尽管如此，食品安全依然是那个时代的大问题，唐代21位皇帝中有5位因饮食不当而挂了。杜甫于770年，杜甫与苏涣一同避乱于衡州，坐船行至耒阳遇大水，县令馈赠酒肉，因天热牛肉变质，一代著名诗人中毒谢世。唉！

宋代掺杂使假现象更加严重。宋代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描写一些不法分子的行为：“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米麦之增湿润，肉食之灌以水。巧其言词，止于求售，误人食用，有不恤也。”洪迈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洪迈自幼读书过目不忘，可谓聪明过人。有一天，洪迈出使金国归来，途经开封，在粮油市场上买了一袋小麦，当时感觉很干燥，哪知没走到张家口，小麦就发霉、发芽了，原来粮贩子在其中掺了水。聪明过人的洪迈不知道，小麦吸水能力很强，100斤小麦中注入20斤水，摸起来还是非常干燥，而且籽粒饱满，卖相极好。结果洪迈上当受骗，又没有及时晾晒，水分出不来，结果小麦发霉了。后来，洪迈担任绍兴知府，也许对欺诈行为有着切身感受，在检查官府向百姓议价购买货物时，他严格核查，结果核实诡户多达四万八千三百多户。

小编刚刚看到媒体报道，河南周口出土2000多年前青铜剑，保存完好，寒光逼人，十分罕见。青铜器历史悠久，作伪历史同样悠久。《韩非子·说林》记载这样一则故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由此可见，铜器作假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之。乐正子春为曾子弟子，是辨别铜器的专家，也是鲁国人，能够以诚信、诚实为本难能可贵。

汉文帝时期，有一个叫新垣平的术士更厉害，曾经骗过两个皇帝。孝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得到文帝的召见。新垣平对汉文帝说：“周朝的九鼎失落在泗水，现在因为黄河决水改道与泗水相通，我望见东北方汾阴有金宝的气直冲上天，预兆周代宝鼎将要重新出世。不久还会有玉器出现来应兆，所以要建庙，恭迎祥瑞。”于是，汉文帝下旨在汾阴渭阳的黄河边修建了五帝庙，并前去祭祀。第二年，新垣平叫人在一只玉杯上刻上“人主延寿”四个字，诡称是仙人送给汉文帝的宝物玉英。汉文帝大喜，认为正是应了宝鼎将要出世的吉兆，下令将年号改为后元元年。丞相张苍和廷尉张释之觉得有诈，暗地派人监视新垣平行动，查到在玉杯上刻字的工匠，上书告发新垣平。汉文帝一气之下，将新垣平灭门三族。故事并没有结束，为了欺骗汉文帝，新垣平曾伪造一些鼎埋在地下，当时未能发现。元狩六年（公元前116年）五月，汉武帝在汾水旁得到一只鼎，不知道这是当年埋下的伪鼎，以为是周鼎，于是，把年号改为元鼎元年。元鼎四年六月，汉武帝又在后土祠旁得到一只鼎，作《宝鼎》歌庆祝。后来，伪鼎被吾丘寿王识破。

《唐阙史》记载，唐代宰相裴休“尚古好奇”，一天，得到一件铁盎，上刻铭文“齐桓公会于葵邱岁铸”，非常高兴，请了很多朋友喝酒祝贺。而进士刘蜕鉴定认为，这是当时人伪造的，理由很简单：铭文记载的葵邱会盟，是齐桓公生前的事情，不会用死后的谥号“桓公”。裴公恍然大悟，砸碎铁盎，然后举酒杯：“哈哈，喝酒喝酒！”

从宋代至民国，伪作的青铜器数量大增，据《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一书统计，多达1600余件，仅清代干嘉以来百年的伪作就超过1000件。民国时，手段越来越高明，一些伪造者甚至先将伪器运往河南等地，埋入墓中，然后再约收购者前去“发掘”，用此法骗人。

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严惩假冒伪劣不法分子，更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

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火器一度走在世界的前列，创造了高质量的火枪火炮。一直到明末，中国和西方兵器技术发展仍然并驾齐驱，质量和性能不相上下。康熙以后，自雍正至道光年间，由于统治者保守，中国火器质量开始严重衰退。火器制造一直停滞不前，新型火器研制几陷停顿，所制大中型火炮基本上仍是红衣炮系列的火炮。据统计，雍正一朝13年，仅制造44门火炮；嘉庆一朝25年，造炮不过55门。嘉庆四年（1799年），朝廷曾将160门旧式神枢炮改为得胜炮，结果其射程只有百步，比原炮还近。清政府也有质量好的武器，如选用名贵材料制造的御制和御用枪，造枪工艺精细，造型别致，枪托镶嵌珍重饰物，只不过这是皇帝和王公贵族用来行围打猎和护身的武器。鸦片战争之前，我国GDP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清军还在使用鸟枪和红衣炮，兵器质量和技术落后于西方近二百年，终至鸦片战争一败涂地。

船舶质量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只不过衰退时间更早。从黄帝刳木为舟，到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中国船舶质量日积月累，一路发展。但到了明清，统治者先后实行严格海禁400年，造成中国船舶质量骤然调头、急转直下。十九世纪初，清朝还在使用鸟枪和红衣炮，兵器质量和技术落后于西方近二百年；当清朝海洋帆船吨位由明初的数千吨减小到几百吨时，西方船舶已经发展到上千吨，大量使用铜铁造船，进入轮船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质量差距越拉越大，“东亚病夫”不仅病在人之骨骼，更在于国家缺少了质量支撑。今天想来，依然心中流血！

质量安全离不开政府监管

政府运用制度和法律的手段进行质量安全监管，是提升质量水平的重要保障，是防止假冒伪劣的最后一道屏障。生产者对质量负有最终责任，明确这种责任并保证对失责者能够追究，是保障质量安全的重要前提，古人较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发明了“物勒工名”制度。在去年的中国质量（北京）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就指出：“中华民族追求质量的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就建立了十分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机制。据中国典籍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意思是说，要在制造的器物上刻上工匠的名字，以备责任追究。”

刘胜墓出土的铜钟口沿有铭文：“中山内府铜钟容十斗重四十一斤三十九年九月己酉工丙造”，容量、重量、年月日、工匠一应俱全，说明实行“物勒工名”质量责任管理。

南京明城墙历时28年建成，由朱元璋亲自监理。历600多年风雨而未倒，今天依然固若金汤，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第一大城墙，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城墙，也是迄今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墙之一。公元1368年，朱元璋采纳了学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开始兴建明城墙。城墙有的顺山势而建，城垣与山体岩石连结成整体；有的深挖基础至原生土，上铺巨石为基；挖不到原生土的低洼地段，就打下10余米长的木桩，上面铺设圆木井字形木排，借以达到转驾城墙压力的作用。用于南京城墙最大的条石，每块重达千余斤。城砖每块重20余斤，规格、尺寸统一，由官方统一收购、运输、调配和使用。为保证城砖的质量，对制砖、筑城工艺做了严格的规定，每道工序都要求极其苛刻，城墙砖上注明府、州、县、总甲、甲首、小甲、制砖人夫、窑匠等5到6级责任人的名字。城砖运到京城后，要过验收关。从每批城砖中任意抽出一定数量，由两名精悍强壮的专职士兵抱砖相击，如城砖不脱皮，不破碎，声音清脆，方为合格。如果发现城砖掉皮、破碎、声音混浊、或有裂缝，表面弯曲，则视为不合格。一旦不合格砖块超过规定比例，则该批城砖即被定为不合格产品，责令重烧。如两度检验不合格，就要严惩铭文中记录的有关提调官及各环节中的具体责任人，重者甚至被砍头处死。粘合墙体的材料十分坚固，用糯米汁加石灰等灰浆建造。当时，金川门和兴中门有一段百余丈长的城墙，由朱元璋十分宠信的一个大臣负责督造。这位大臣整天吃喝玩乐，根本没把修筑城墙的事放在心上，工程进展缓慢。离最后期限只剩十多天时，这位大臣慌了神，想出一个馊主意，用大毛竹在护城河边搭成一个大栅栏，将百余丈的地方遮掩其中。验收那天，朱元璋带着一班文武大臣，从聚宝门开始一路巡查，查到这里，由于护城河太宽，远远望去，谁也没看出破绽。不久，真相败露，朱元璋大为震怒，以欺君之罪，将有关责任人或杀或贬，并命人拆掉竹栅栏，重新修筑。

我国古代尽管强调和制定了一些责任和诚信制度，但是依然无法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历史上各种假冒伪劣可谓是层出不穷。怎么办？严惩不贷！《唐律》“诈伪”做出严格规定，假冒伪劣行为被视为盗窃罪。《唐律疏议》说：“诸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准盗论。诈欺百端，皆是。若监主诈取者，自从盗法；未得者，减二等。下条准此。”一旦查究，制造、贩卖质量低劣物品的人乃至有关官吏都要受到严惩。

北宋，苏州有个叫章綖的，势力很大，他的舅子是曾担任副宰相的刘逵，章綖用大船在江海中鼓铸假钱。徽宗崇宁年间，宰相蔡京先后派出三批人员赴苏州查办。御史查到章綖聚工铸钱，并用几个大陶罐装满假钱，再用三、四条船偷偷地运到京城。结果，“大老虎”章綖一家被刺字流放边远地区，入狱者逾千，牵连了数量相当多的官员，成为宋代影响最大的私铸钱案。

辨伪和伪造是道和魔的关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需要辨伪和打假者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