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需从“世界工厂”变为资本输出大国，提高智能化水平，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依靠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承接了大量的国际生产外包订单，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近年来内部和外部形势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到了一个主观上必须转型、客观上不得不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2014年，中国的FDI和ODI流量基本持平，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资本输出“元年”，需要从“世界工厂”变为资本输出大国。由此带来的思考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什么发展阶段，在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和政策支持，这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在国际商务研究方面，市场内部化理论借鉴了传统的交易成本概念，认为外部市场特别是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善的，跨国公司有必要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内部化”（即实现“控制”），从而降低全球生产经营的总体成本和风险。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跨国公司会根据全球生产分工的总成本和收益，选择出口、特许经营或对外直接投资等不同运作方式，并选择最优的生产地点。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苹果手机，核心技术研发等高附加值部分在美国，零部件生产以及组装、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亚洲地区的供应商或代工厂，以便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原材料。由于掌握核心技术、产品设计、品牌或销售网络等重要资产，使得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往往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布局，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跨国公司的研究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是，由于大样本分析的数据来源受限，加上跨国公司内部的转移定价等问题，使得相关的价值链实证研究有时缺乏直观性。

目前，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主要采用贸易增加值和比较优势的分析框架，来衡量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增加值核算的是一国在出口贸易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即本国真实的出口增加值。据经合组织测算，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为8650亿美元，国内增加值率为67.4%（即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比重），虽较上世纪90年代有显著提升，但由于出口中仍有较大比重为加工贸易，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庞大（货物贸易世界第一），但质量不高，具有明显的“加工工厂”或“组装车间”的特征。在世界范围看，中国仍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端区间，与中国的全球贸易地位并不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经合组织的测算结果需要结合一国的经济体量和出口结构综合分析，譬如，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巴西等国家，主要是以能源资源等原材料出口为主，国内增加值率超过90%，但这不足以反映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德国的国内增加值率大概75%，但由于掌握核心技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较发达，特别是工业智能化水平高，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德国仍处于高端领域。因此，我们在分析贸易增加值的过程中，往往还需要辅之以行业方面的比较分析。例如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从而获得利益。经合组织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来衡量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分布，RCA指数是一国某种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与世界该产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份额之比，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产品或行业在国际竞争中有比较优势，小于1说明该产品或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劣势。

经合组织的测算结果显示：（1）中国有少数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例如纺织服装、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等。2）从趋势上看，电子及光学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领域的比较优势在不断提升，而其他行业的比较优势近年来出现下降。（3）与国际比较，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行业分布总体上相对均衡，特别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竞争实力较强，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整体竞争实力仍有一定差距。但是，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在不少领域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比较突出，例如纺织、机械设备制造、金属制品制造业、电子和光学设备等。在产业结构方面，我们也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有明显的互补优势，譬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拉美国家在木材制造和食品饮料行业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近期，中国商务部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也做了相关研究。基本结论与经合组织的核算结果大体一致，譬如：2013年中国单位出口1000美元的国内增加值为640美元，相当于国内增加值率约为64%。总体上看，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端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较大的追赶空间，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在一些领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产能输出能力。

未来方向和发展路径

（一）我们所处的阶段和未来发展方向

综合前述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出口增加值有所提高，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整体来看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端区间，与发达国家比较，出口行业结构较为落后，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未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取决于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从制造业大国成长为制造业强国，需要在技术、产品、服务、人才、跨国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做大量储备和经验积累，这将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不可否认，中国对外投资近年来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2014年，官方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利用外资流量基本持平。但如果考虑到国内企业境外留存利润进行再投资或通过第三国投资等活动，那么根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可能超出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大约200亿美元。从技术角度讲，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跨越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开启了资本输出“元年”呢？这一点的确需要商榷。

从国际经验看，在资本输出“量”提高的同时，不断加强资本输出的“质”，才能真正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例如，日本在1970年代中期，资本输出主要为商品输出服务，具有极强的“顺贸易性”，仍未脱离广义贸易活动的范畴；到19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开放资本项目，资本输出逐渐与贸易、技术并列，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对经济推动作用明显加大；到1980年代，日本则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大国，形成了以证券等金融产品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并重的资本输出新格局，成为影响国际资本循环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日本的资本输出在地区流向上更偏向于发达国家，同时私人资本取代国家资本成为主要的对外投资主体。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仍处在资本输出的初级阶段，规模快速上升，但总体质量仍然偏低，距离资本输出大国仍有较大差距。一是对外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以获取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并服务于商品生产和出口。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资本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侧重于推动国内商品、服务和产能出口。二是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大约55.2%，仍是对外投资的主要载体，民营和社会资本尽管在快速追赶，但还需要时日。三是国内仍存在资本项目方面的管制措施，对市场驱动、大规模、多元化的资本输出形成制约。

基于上述判断，中国向资本输出大国的转变需要较长时间，难以一蹴而就，目前正处于“世界工厂”向资本输出大国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优化产能布局+资本输出”，即一方面要保持“世界工厂”的竞争地位，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国内优势产能、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同时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资本输出，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短期内，中国不能放弃“世界工厂”的地位和在一些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这样做不仅不现实、不划算，也会给经济和就业增长带来问题。目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已现雏形，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设想，为促进和引领国内优势产能国际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迅速，以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衡量，中国制造业成本处于东南亚主要竞争对手的中间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优势。因此，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仅需要保持，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这方面中国制造业有空间、有条件，也现实可行。

（二）发展路径

中国制造业“保级升级”要注重合理有效利用产能，一方面要优化现有产能布局，将部分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保持中国“世界工厂”的优势，同时促进优质产能、技术、标准的输出，形成中国制造业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资本运作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向制造业强国逐步推进。

一是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确保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竞争优势。以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中西部地区仍具有一定的成本竞争优势，可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富余产能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在产能转移承接的过程中要有选择性。既要符合当地的发展方向，也要综合考虑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因素，力争做到可持续。对于能够当地生产、国内市场消化的产能应当优先考虑。如果生产主要满足出口需求，则需要在出口通关、退税安排等方面予以一定的倾斜性政策支持，以便降低总体成本。

二是主要通过跨境兼并收购等方式，以资本输出支持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展。重点应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导，通过开展跨境收购兼并、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获取国际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品牌、国际销售渠道、创新式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要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紧密结合，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理念反哺国内市场，并推动国内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依托并逐步做强国内制造能力，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三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支持并带动国内优势和富余产能向不具备比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转移。高铁、核电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对于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性的重大意义。从目前的海外投资实践来看，高铁、核电“走出去”的难度不小。一方面有准入方面的障碍，例如地缘因素、投资保护主义、国际同业竞争等。同时，由于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盈利前景不确定，因此投资风险也较高，需要在资金和政策支持层面做出一揽子安排。在大力推动高铁、核电“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也不应该忽视大型基础设施的设计、建造和管理，以及钢铁、水泥、化工、建材、有色金属、平板玻璃、造船等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机会。实际上，中国在上述领域已经积累了比较扎实的工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国内生产能力富余，未来可以贴近国外消费市场开展属地化生产和经营，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