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引进了苏联的“西药”——全民所有制，接着又引进了美国的“西药”——全国性股票市场及上市公司制度。在引进“西药”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弘扬“中药”？中国企业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

 

关于企业体制问题，或者说关于经济活动的组织模式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公”与“私”、“大”与“小”的争论和选择。长期以来，占主流的思想一直都是“一大二公”。到现在，大家似乎并不特别求“公”，但仍然在求“大”。

 

本文试图通过两根链条，谈谈“公”与“私”、“大”与“小”的关系，并提出两个基本看法：既要引进“西药”，更要弘扬“中药”；中国目前的种种条件难以支持做大。与其做大做亏，不如做专做强。

 

图1中横线表示股东链，其中每一个点代表企业的一个股东。股东越多，链条就越长；反之就越短。中间一个黄点，代表一个企业只有一个股东，即个体户或家族企业。竖线表示管理链，其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管理层次。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越多，链条就越长；反之就越短。竖线顶端一个黄点，代表企业只有一个管理层次，即老板本人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既是采购，又是销售。如果吃回扣，那就吃自己的回扣。那些规模很小的个体户或家族企业，一般都只有一个管理层次。

    

一、缩短股东链

 

一个企业的股东数量有很大的弹性，股东最少的企业，可以只有一个股东；股东多时，可以有10万甚至更多。

 

在股东数量与股东的所有者意识之间有以下关系：股东的所有者意识和股东对企业的责任感与企业的股东数量成反比。一个企业股东数量越多，股权越分散，每个人持有的股权比重越小，他的所有者意识就越淡薄，作为所有者，他对企业的责任感也就越弱。

 

1. 股东数量与“搭便车”心理

 

这里存在着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当企业只有一个股东时，比如，某企业是张先生一个人的，张先生会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会每天从早到晚去照看这个企业，关心这个企业。他自己作为该企业的所有者，决不会撒手不管，事事他都会操心，哪位职业经理人花了多少钱，这些钱是干什么花的，他都会亲自过问。

 

如果这个企业的股东不是张先生一人，而是有10个股东，张先生持股比例只有1/10，他的股东意识和作为股东的责任感，必定会大大下降。

 

如果该企业的股东不是10个，而是100个、1000个、甚至1万个以上，作为股东的张先生，其股东意识就会所剩无几，甚至忘了自己是企业的股东。张先生如此，其他人也如此。

 

曾经，海南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据说只有一个股东参加，就是大股东。股东们连股东会都不参加，显然是无意过问企业的事务，也不想管企业是死还是活。

 

这里存在着股东“搭便车”的心理。一个企业有那么多股东，我不参加股东会，不过问企业的事务，总会有人参加股东会，总会有人过问企业的事务。由他们过问企业的事务，企业的效益好了，我一样可以多分红。这样，我就搭了他们的“便车”。大家都以这种“搭便车”的心理来当股东，结果，企业相当于没有股东，企业的股东大会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况下，谁成了企业真正的主人？是大股东，或者是经营者。

 

经营者当家，即“阿姨”当家。如果把企业比作一个小孩，则这个小孩不是由“父母”养，而是由“阿姨”养。

 

 “阿姨”养小孩有三种情况：

 

一是阿姨在小孩家中照看小孩。虽然小孩交由阿姨照看，但父母没走远，阿姨不敢欺负小孩。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家教模式”。家族企业请职业经理人，虽然企业许多事务由职业经理人照看，但家族企业的老板，作为“小孩”的“父母”，他并未离开，而是整天看着“阿姨”。

 

二是阿姨在托儿所照看小孩。虽然小孩交由阿姨照看，但父母也不是撤手不管，他们早晚都要接送，都要去托儿所看看。阿姨如果欺负小孩，父母很快就会知道，立即就会找阿姨算账。因此，阿姨一般也不敢欺负小孩。一个企业有十几或几十个股东，股东们都不会亲自经营企业，由职业经理人打理，但股东们一般都会参加股东会，一般都会经常过问企业的事务。如果经营者有不良行为，股东们会立即采取措施。这样的企业就如同以上所说的“托儿所”。

 

三是阿姨在孤儿院养小孩。这时，小孩交由阿姨养，父母们都不见了，甚至永远都不见了。如果阿姨欺侮小孩，不会有父母来找麻烦。小孩的命运如何，就看孤儿院的管理状况和阿姨的责任感。这就是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情况。

 

上市公司的股东少则几千，多则几十万。每人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股份，谁还有股东意识！谁还会参加股东会！经营者或大股东将上市公司都掏空了，谁会出来把经营者怎么样。因此，上市公司就成了孤儿院。为什么美国那么多公司做假账？因为他们不是在办企业，而是在办孤儿院。

 

2. 两种“西药”——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

 

20世纪50年代，我们从苏联引进了全民所有制，且股权没有在所有者之间进行量化。

 

20世纪90年代，我们从美国引进了上市公司制度——每个企业有几万或几十万个所有者，且这几十万个所有者分散在全国各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引进“西药”，先是从苏联引进“西药”，即全民所有制；后是从美国引进“西药”，即全国性的股票市场和全国人民当股东的上市公司制度。

 

在这两个制度下，企业要取得较好的效益，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职业经理人（即“阿姨”）大公无私或有较好的职业道德水平。虽然不是自己的“小孩”，但仍然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小孩”来养，精心呵护。正如青岛海信集团的总裁周厚健所说，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自己要通过身份错位，甘当“红色资本家”，以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在中国众多国有企业中，像周厚健这样优秀的经营者不乏其人。但应当承认，大公无私者必定是少数，否则国有企业就不会像今天这种状况，就不需要大范围地改革。同样，如果上市公司的“阿姨”都把自己当成“父母”，拥有“父母”的责任感，中国的上市公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圈钱和造假行为，买股票的股民就不会大面积亏损。

 

第二，媒体的开放度比较高，公信力比较强，经营者稍有不轨行为，立即会被媒体曝光。这种公信力较强的媒体会成为公众企业重要的外部约束力量。

 

第三，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自律性非常强。如上市公司经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口审批出来，一般不会有假，老百姓买这样的股票比较放心。

 

中国目前似乎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中国目前似乎还不具备建设全国性股市的条件。这就是我主张发展区域性股票交易所（以前我称为“三板市场”）的重要原因。

 

3. 区域性资本市场与“育儿”模式变革

 

通过建立这样的资本市场，让投资者和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之间的距离尽可能近一些，中间人尽可能少一些。

 

发展区域性股票交易所，比如，在温州建一个股票交易所，从温州众多企业中挑选出几百家比较好的企业，就在当地上市，投资者主要是温州本地人，这样，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就会发生以下变化：

 

（1）一个企业不是几十万个股东，而是几千个股东，甚至只有几百个股东；

 

（2）股东与企业的距离不是相隔几千公里，而是只有几十公里甚至几十米，股东们参加股东会的成本很低，到企业了解情况，监督企业的成本也很低；

 

（3）企业的各种真实信息会通过种种渠道传到股东们的耳朵里。

 

以上这几个变化的结果，股东们的所有者意识和作为所有者的责任感会大大提高。以这样的股东为背景，企业就不是“孤儿院”，而是“托儿所”或“幼儿园”。

 

总之，把股东链条弄得短一些，把每个企业的股东数量弄得少一些，让股东们的股东意识增强一些。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以“父母”为依托的企业制度，而不是建立一个以“阿姨”为依托的企业制度。

 

把股东链条尽可能缩短，最后企业只有一个股东或几个股东，这就是家族企业。在家族企业那里，“小孩”往往由“父母”亲自养。即使“父母”不亲自养，请几个“阿姨”养，“父母”也会经常看着“阿姨”，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家教”模式。无论“父母”亲自养还是“阿姨”养，小孩都会养得很好。实践已经证明，全中国企业养得最好的地方要数浙江，特别是温州的企业养得最好。因为那里的企业主要是“父母”养，父母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小孩”，“小孩”得到了精心的照料。

 

我认为，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家族模式是多数行业较有优势的企业模式。家族模式的特点是，自己的小孩自己养。两年前我到温州调研，温州人民银行的行长讲，温州各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只有2%～3%。

 

如上所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吃“西药”，先是吃从苏联引进的“西药”，后是吃从美国引进的“西药”。这两种“西药”的共同特点，都主张将“小孩”交给“阿姨”养，而且是在企业股东很多，股权极度分散的情况下，把“小孩”交给“阿姨”养。结果企业成了“孤儿院”。

 

因此，我们既要引进“西药”，更要弘扬“中药”。

 

 4. 晋商和浙商的“中药”与“小狗经济模式”

 

何谓“中药”？古有晋商，今有浙商。这是两种典型的“中药”。两种“中药”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把“小孩”交给“父母”养。

 

晋商企业制度的特点有两个：

 

其一，把好阿姨变成父母，即采取身股制。晋商不少企业，到后期身股比银股还多。

 

其二，银股的股东也不是成千上万，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是几个或十几个，多的也就20多个股东，而且这些股东都是同乡，或同族。

 

浙商企业制度的特点是，以家族模式为主体。浙江的企业80%以上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特点是，初期，即企业规模很小的时候，“小孩”主要由“父母”亲自养；现在，“小孩”普遍都长大了，光靠“父母”是不行的，不得不请“阿姨”看着。因此，浙江企业发展到今天，多数都是“家教”模式。这种模式把家族企业的优势和职业经理人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小孩”既能得到高水平“阿姨”的照料，又能时时刻刻得到来自“父母”的爱。

 

家族模式有两大缺陷：其一，资金规模小；其二，老板水平低。

 

浙江人通过“小狗经济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在动物世界，几条小狗为什么能吃掉一只大斑马，因为他们分工细化，配合紧密。小狗的嘴虽小，吃不了斑马，但咬鼻子可以咬死，咬尾巴可以咬死。正是这种深度的分工和紧密的配合，小狗们在大草原上才无往而不胜。

 

在温州，生产一个小小的打火机，有几百家企业分头生产。有的专门生产螺丝，有的专门生产弹簧，然后通过市场交易，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打火机。

 

一个产品分头生产，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但如果张家在海口生产弹簧，李家在新疆生产螺丝，这样交易成本会很高。浙江人就采取产业集群的办法，将咬鼻子的“小狗”、咬尾巴的“小狗”、咬腿的“小狗”都集中在一个县或一个乡镇。这样既能发挥分工和专业化的优势，又能降低交易成本；既能保留家族模式的优势（即小孩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又能实现规模经济的优势。一个企业只有几百万资金，如果生产一台完整的洗衣机，显然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几百万资金仅仅用于洗衣机的某个零部件，照样能实现规模经济，可以将零部件的规模做得很大。去年我到浙江慈溪调研，发现一个县级市年产洗衣机近千万台，基本都出口。他们正是采取“小狗经济”加上产业集群的办法进行生产的。

 

家族模式＋小狗经济＋产业集群＝浙江经济

 

在我看来，上述公式是浙江经济的成功之道。

 

改革至今，中国经济有三种典型的板块：一是东北板块，二是上市公司板块，三是浙江板块。东北国有企业仍占有较大比重。上市公司是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两大板块都是引进“西药”的典型。浙江板块则是“中药”的典型。浙江的企业体制，既不是从苏联引进的，也不是从美国引进的，是成千上万的浙江人，依据中国的文化，自己打造出来的，是土生土长的，是野生的。野生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而事实又证明，浙江企业质量最好，浙江的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正因为如此，浙江模式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典型的“中药”。

 

二、缩短管理链

 

我们再看企业的第二个链条，即管理链条。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管理层次就会越多，管理链条就会越长；相反，企业规模越小，管理层次就越少，管理链条就越短。

 

1．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

 

企业规模的大小由什么决定呢？

 

（1）企业的产业性质。产业性质不同，经济规模也不一样。办咨询公司有一两个人也可以开展业务；但办一家钢厂，没有200万吨的规模，就不具有规模效益。而200万吨的钢厂，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

 

（2）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同样生产微波炉，年产100万台和年产1000万台，规模就大不一样。格兰仕年产1500万台，企业的职工人数在2万以上；一般企业年产100万台或几十万台，企业规模比格兰仕就会小很多。

 

（3）企业的产业范围。如果企业只做单一产业，比如只做皮鞋，企业的规模就会相对较小；如果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比如某公司涉及到水泥、旅游、红色产业、汽车零部件、电动工具、银行、证券等几十个产业，其规模就会很大。

 

（4）产品零部件的自制率。同样是生产汽车，美国福特公司在老福特时代采取包打天下的办法，即汽车所有的零部件都自己做，生产零部件的钢铁也自己炼，轮胎的橡胶也自己生产，企业的规模当然就小不了。而今天的戴尔电脑公司，将零部件大量外包，自己只做接单和最终产品的组装工作，企业的规模就不用那么大。

 

2. 企业规模与代理成本

 

决定企业规模的四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是企业难以改变的，即企业不能为缩小规模而丧失规模效益；不能为缩小规模而放弃一部分市场占有率。但后两个因素是可变的，企业为了缩小规模，可以放弃几个产业，即不要做那么多产业，甚至可以采取专业化战略，只做一个产业；企业也可以为缩小规模而放弃若干生产经营环节，至少不像老福特那样，从头做到尾。

 

由上述后两个因素引起的规模扩大，伴随而来的是企业的管理层次增多。管理层次越多，委托－代理链条就越长，委托－代理关系就越多，企业需要付出的代理成本就越高。

 

所谓代理成本，主要由以下几项构成：一是给代理人付出的高工资；二是代理人偷懒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三是代理人以权谋私；四是代理人之间勾心斗角，即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增加成本，影响工作。

 

简而言之，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越多，企业内部打坏主意的人就越多，想掏空企业的人就越多。

 

缩小企业规模，减少管理层次，其主要作用是降低代理成本。

 

3. “车间主任经济”与“老板经济”

 

在企业的组织结构上，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一个企业做十个产业、一个产业做十个环节。该企业资产规模300亿元，职工15万人。也就是说，在这15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是老板，是委托人，其他人都是代理人，其他人都是有可能打歪主意的人，都是有可能掏空企业的人。

 

第二种选择：将十个产业分成十个企业，每个企业做一个产业。这样就有十个老板，企业的管理层次就会大大减少。再进一步将每种产业的十个环节分别做成一个企业，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这样，总共有100个企业，即共有100个老板，企业的管理层次会进一步减少。而且，每一个环节不是由一家企业生产，而是由若干家企业生产，大家相互竞争，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这样，就不是100个老板，而是几百个老板；每个企业的资产规模就不是300亿，而是降到只有几千万，甚至几百万；每个企业的职工不是15万人，而是几百人，甚至几十人。在这一变化中，企业的管理层次大大减少。

 

以生产机床为例。一个机床共有300个零部件。在东北，这300个零部件往往由一家企业生产，于是，在企业内部建了300个车间，相应地，有300个车间主任，有几千名职工。

 

在浙江，机床的300个零部件，分别由几百家甚至几千家独立的企业生产出来。每种零部件由几家或几十家企业生产，大家相互竞争，然后由市场交易进行组装。

 

从这两种组织结构，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差别：

 

（1）前者管理层次较多，后者管理层次较少；

 

（2）前者企业规模较大，后者企业规模较小；

 

（3）前者的机床是由众多车间主任生产出来的，可称为车间主任经济；后者的机床是由众多老板生产出来的，可称为老板经济。

 

在某些国家，如美国，的确存在着做大做强的情况，如GE、沃尔玛、戴尔、微软等等。在中国企业界，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学美国的浪潮，企业家们都在看杰克·韦尔奇的书，芝麻大的企业也要争做世界500强。“做大做强”的口号几乎整天都挂在嘴上。然而，至今我很少看到中国的企业真正做大做强了。我所看到的更多案例是做大做亏，做大做垮。某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表面看上去还不错，背后不知道有多少政府资源或银行资源在支持着。

 

（4）“做大做强”还是“做专做强”？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我们不太情愿思考的问题，即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企业一大就亏，一大就垮？

 

上述那个管理链条说明，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就越多，管理链条就越长。其中委托－代理环节就越多，给人“捞一把就走”的机会就多，从中“捞一把就走”的人也就越多，企业被“捞亏”、“捞垮”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会“捞”，企业是否会被“捞”垮，取决于四个因素：

 

其一，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和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一个社会的企业规模是这个社会信用水平的函数。过去的晋商，在交通、通信那么差的条件下，能够做大做强，是因为当时的职业经理人乃至全体员工的信用水平很高。晋商的票号百余年无假票，绝不是因为防伪技术高，而是职业经理人的信用水平高。而今天，我们并没有晋商那种信用制度，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也远不如晋商的掌柜。只要给机会，不少人就拼命捞。大量国有企业被掏空，大量上市公司做假账，这都是事实。总之，目前中国社会的信用状况，特别是职业经理人的信用状况，难以支撑大企业。

 

其二，整个社会法制完善的状况和执行力度。如果法制很完善，执法力度很严，给他机会都不敢“捞”。相反，如果法制还不完善，执法力度不那么强，不“捞”白不“捞”，结果大家都比着“捞”。由于我国法制还有待完善，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管理链条越长，捞的机会就越多，捞一把就走的现象就大量出现。

 

其三，企业的管理水平。像沃尔玛、麦当劳这样的企业，为什么能做大做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水平较高。虽然链条长，但没有给人留下“捞一把就走”的机会。

 

总之，中国现有的信用水平，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法制状况，企业管理水平等等，都难以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这样的条件下，硬要人为做大，其结果便是多数企业做大做亏或做垮。

 

正是基于以上现实，我们主张将口号由“做大做强”改为“做专做强”。因此，我一直比较推崇格兰仕这种做专做强的企业。

 

事实上，中国企业面临一个发展模式的选择。在国内，有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之别；在国外有美国和韩国模式与德国模式之别。在这种模式选择中，我们当然要吸取青岛模式和韩国模式、美国模式的种种优点，但我认为德国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在德国，企业众多，规模都不大，也不是那么有名，但都是“隐性冠军”，都是百年老店。他们不争做500强，而争做500年。我们应该学德国，做专做强。

 

从长远看，应当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特别是提高职业经理人（即“阿姨”）的信用水平，同时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完善国家的法制，使更多的“父母”能放心地将“小孩”交给“阿姨”养。这样“阿姨”们的聪明才智就能得到更好地发挥，企业也可以真正做大做强。

 

但从近期来看，更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创新缩短股东链，通过企业的专业化缩短管理链。这两根链条越短，“小孩”与父母的距离就越近，就能得到更多来自“父母”的爱，“小孩”就能更好地成长。希望更多的中国“小孩”能在“父母”呵护下茁壮成长。

 

作者单位 北京视野咨询中心

来源：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