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灵长类动物（nonhuman primate, NHP）因为在遗传、免疫和生理学方面与人体的相似性，被大量用于临床前毒理学、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研究。尤其对于治疗性生物制品，比如单抗、ADC、融合蛋白或者多肽，NHPs往往是唯一相关种属。不过，NHPs一是价格昂贵，目前还维持在7-9万，甚至更高的水平，二是可获得性也不如其它种属方便。所以，引申出一个话题，non-naïve（用过药的动物，或者称为“旧动物”）NHPs能不能用于临床前研究，毕竟这类动物只是新动物价格的一半或更低，可大大节约研究费用，而且是“现货”。关于这类动物的使用，会存在哪些挑战和机会呢？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n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IQ Consortium) NHP Reuse Working Group，我们简称为NHP再使用工作组吧，该工作组对15家成员企业包括AbbVie，Novartis、Seagen、BMS、Merck等围绕non-naïve NHPs再使用问题发起了一项调查，结果发表在《Increasing the Reuse of Protein Non-Naive Nonhuman Primates in Pharmaceutical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and Industry Position on the Challenges and Benefits》这篇论文中，一起来看下。

该调查问卷主要由12个问题组成，罗列如下：

1）所在公司是否允许在非临床研究中使用用过蛋白类药物的non-naïve NHPs？

2）如果问题1）是Yes，那么这类动物使用是否会有限制，比如仅用于小分子研究？或仅用于非关键/non-GLP毒理研究？或仅用于筛选/PK研究？或视治疗领域而定？或视给药途径/作用位点而定（如眼内给药等）？或仅将这类动物用于vehicle组？或仅用于biomarker探索？或仅用于剂型优化？

3）描述下限制以上场景使用的原因？

4）以下使用场景是否允许？比如探索性研究如临床前模型的开发；摘取组织用于体外研究；解剖练习等。

5）使用蛋白类药物non-naïve NHPs之前，是否会采取以下措施，如基线ADA筛选、药理学敏感度筛选、一定时限的洗脱期、基线和/或给药后临床病理监测、增强临床症状观察、将分子结构纳入考量因素、in silico预测工具、给药前体外B/T cell recall assay等。

6）哪些因素会影响做出是否使用non-naïve NHPs这一决定，如non-naïve的程度、洗脱期长度、监管机构反馈等。

7）做出non-naïve NHPs动物使用与否决定的成员。比如高级管理人员、项目代表、质量或药政事务、兽医、动物伦理等。

8）内部是否会对non-naïve NHPs动物使用这一实践进行跟踪，如果是，由哪些团队负责？

9）数据会进行常规总结回顾吗？

10）是否调查过不使用non-naïve NHPs的原因？

11）是否建立类似决策树似的流程？

12）是否愿意与工作组分享NHP再使用的内部实践经验？

比较欣慰的是100%成员企业均进行了回复。大部分企业认为蛋白类non-naïve NHPs动物的使用是有一定限制的。其中，60%企业将给过蛋白类non-naïve NHPs动物仅用于小分子药物。超过84%企业担心如果这类动物后续用于蛋白类产品会出现超敏反应，或残留的治疗作用如免疫调节。还有超半数企业认为，CRO公司对这些动物给过的是其它药企的药物，对于供试品的使用历史或者药物暴露量数据的可靠性等有一定担忧。另外50%企业担心会被监管机构拒绝。57%企业反馈会将这类动物用于非关键/non-GLP毒理研究，比如剂量探索试验。关于这类动物使用前的措施，90%企业认为需要一个足够长的洗脱期，以降低药物长期药理作用或者ADA的影响。当然，洗脱期过长也会涉及笼位管理和兽医资源占用等问题。

关于这类动物的再使用，工作小组也给出了一些动物入排标准的示例。如下图决策树所示，首先需要确认NHP能用于本项研究，证明动物无病理和免疫学方面的异常。需要监测动物健康管理记录、前期药物使用情况及临床病理学检测。之后要对预存ADA进行检测，ADA阳性当然就只能用于非生物药的研究。ADA预筛对方法是有一定要求的，不一定要开展方法学验证，但方法一定要相对可靠。对后续治疗蛋白的预存ADA筛选，能很大程度降低试验风险，同时对于洗脱期的制定也有帮助。

如果归结到具体试验，大致的举例如下。这也是很多朋友之前关心的问题，“旧猴”到底能用于哪些试验。也有朋友问，GLP毒理能不能用“旧猴”开展研究。IQ Consortium NHP Reuse Working Group将动物分成3类，给过蛋白药物的、未给过蛋白药物的、什么药物都没有给过的健康动物。对于给过蛋白药物的，可以用于耐受性试验如单次给药毒理研究、安全药理研究，还有大家熟知的DRF，即剂量探索试验。不过试验之前，动物有一定的入组标准，需要符合要求才能使用，比如洗脱期、预存ADA检测、基线期PD指标检测。当然，如果前期试验中就未检测到ADA存在，自然更好。最后一条Unlikely potential target organ toxicity from previous study，更像是一种理论分析，评估下前期研究是否对后续药物潜在毒性靶器官有影响？如果造成影响的可能性比较低，自然皆大欢喜，可以放心使用。但是，对于可能用于人体数据推算的关键性PK/PD研究，则建议至少采用没有给过蛋白药物的动物。可以给过小分子，过了洗脱期，动物健康状态符合要求即可。最后，对于关键性毒理研究，GLP毒理，很明显不建议用“旧猴”，还是需要采用naïve的健康动物开展研究。

所以，“旧猴”的使用空间其实也不大。首先，安全药理的心血管、呼吸、神经系统研究很多都伴随在GLP重复给药毒理试验中考察了。其次，“旧猴”的给药前评估也是需要费些功夫。不过，大、小分子动物交叉使用倒是有一些空间，比如给过蛋白药物的，用于化药评价，ADA的风险就低很多。或者给过小分子的，用于蛋白药物评价。只不过，一半及以上小分子的非啮齿类种属是犬，剩下的终末不处理的PK或者耐受性试验的动物也没多少。当然，现在药物形式比较多样，不只化药、生物制品，还有小核酸、溶瘤病毒、蛋白疫苗、mRNA疫苗，还涉及我国特色的中药产品，在“旧猴”交叉使用方面局面会更复杂一些，但动物的基本入组原则是相通的。

还有一点我不太确定，比如CRO公司将做过A公司蛋白药物PK试验的食蟹猴，用于B公司的药物开发。有两个问题，一是允不允许，A公司用的这批食蟹猴的所有权归谁，正常合同中的猴报价，难道只包括使用一次的价格？二是假如允许使用，B公司需要知道A公司蛋白药物的一些信息，比如前期ADA检测结果，比如蛋白作用靶点，以评估潜在靶器官或毒性的可能影响。CRO能将A公司的这些信息披露给B公司吗？还是说这些评估全部由CRO完成，CRO决定能不能用于B公司的药物评价。如果信息不能披露给B公司，那申报资料中就不体现涉及A公司药物的权重证据，CDE会关心这个问题吗。还是说目前的做法就是筛下预存ADA，测下动物健康状况，然后根据情况就使用了，这样就不涉及前期药物的具体信息了。整体感觉是这块还处于各个药企或机构自由发挥的阶段，留了一定的空间，别太过分就好，毕竟临床前最核心的权重最高的GLP毒理是由健康的naïve动物完成的。

当然，如果“旧猴”用于一些概念验证，比如联合用药药效、毒理、PK研究，新药早期PD、毒理、PK筛选，或者看哪个同类产品不顺眼，做个头对头的毒理或PK对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涉及申报及药品监管机构介入，节约了成本，也达到了试验目的。

另外，从“3R”原则出发，NHPs动物的再利用应该是鼓励的。只要不影响毒理或PK/TK研究的目的，做好充分的筛选期检查和评估。

“旧动物”使用是把双刃剑，虽然可以节约成本，也会引入一些风险。比如DRF试验采用“旧动物”进行了剂量探索，假如前期药物的器官毒性还有残留，那么获得的剂量有可能是低估的，即药物可能在一个相对低的剂量就产生了明显的毒性或不耐受，那么据此获得的剂量可能会影响后续GLP正式毒理研究目的的达成。又如，如果预存ADA方法不可靠，出现了假阴性，或者觉得药前ADA信号低，选择了继续采用这批动物进行试验，结果DRF试验给药后ADA影响了药物的PK，可能会低估药物的毒性，同样会将这一风险传导至后续GLP毒理试验。这也是为什么IQ Consortium NHP Reuse Working Group鼓励建立可靠的ADA方法、动物健康管理记录，建议企业经常回顾性总结类似数据，形成最佳实践，并最好能与业内同行分享，促进NHP reuse这项工作的整体进步。

最后

关于“旧猴”能不能用，答案肯定是YES。只不过在使用过程中有很多讲究。国外对于给过蛋白类药物的NHPs，大多仅用于小分子药物，且大都是非关键毒理研究。这种ADA风险很低，更多是要考虑动物健康状态，算是一种比较保险的策略。如果后续要用于蛋白药物评价，则需要谨慎评估预存ADA情况。另外，“旧动物”使用之前要设置合理的洗脱期，洗脱期要同时兼顾PK和PD双重影响。关于“旧动物”能不能用于关键GLP毒理研究这个问题，现阶段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