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产大飞机飞上蓝天，大家都很振奋。我们在德国和荷兰的实验室为大飞机做风洞测试时，有一点让我很感慨，在使用它们的设备时，我们只需要付一半的费用，剩下的由欧盟负担。但在国内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却遭遇开门难。”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国产大型客机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提出了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向社会开放公共服务的难题。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而建立的。吴光辉说：“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属于国家的，如果不开放服务，巨大的投资就存在闲置。而对一些无力购买大型设备的科研人员和中小企业来说，一方面，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实验室;另一方面，即便找到了使用费用也偏高。”

吴光辉也理解，有些国家重点实验室门扉紧闭不是不“好客”，而是仪器一旦开放，设备维护、专业化管理、人员培训、技术创新和推广等多个层面，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水、电、人工、维护都需要设备所在单位支付，这部分费用是否能在预算上有所体现，由国家承担一部分?”吴光辉说。

“实际上，这个问题，科技部门早就注意到了。三年前国务院就印发了70号文，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列席会议的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回应道。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意见》明确，对于科学仪器服务单元和单台套价值在50万元及以上的科学仪器设备，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按不同专业领域或仪器功能，打破管理单位的界限，推动形成专业化、网络化的科学仪器服务机构群。

根据《意见》，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管理部门并非“分文不取”。《意见》明确，管理单位对外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可以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收取材料消耗费和水、电等运行费，还可以根据人力成本收取服务费，服务收入纳入单位预算，由单位统一管理。

“不过说实话，前段时间科技部组织了国发70号文的督导，很多科研单位和实验室向社会开放做得并不好。”王志刚说，在一些机构，课题组把设备买回来，不仅不面向全社会，甚至连本单位都不开放，而成了课题组独有的。

其实，对上述情况，《意见》早有明确规定：对于通用性强但开放共享差的科研设施与仪器，结合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考核结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可以按规定在部门内或跨部门无偿划拨，管理单位也可以在单位内部调配。

同时明确，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投诉渠道，接受社会对科研设施与仪器调配的监督。

“这就是说，如果不共享，那就把设备搬走。课题组只有设备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王志刚说，但实际情况是，鼓励有余，约束不足。“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把仪器从哪个实验室里搬走。”

“我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访问时，看到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这里做实验，并且只需要缴纳很少的费用。”一位来自科技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认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向社会提供开放共享服务，中国并非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心实验室，过来做检测的人员，北到哈尔滨，南到福建，甚至还有新加坡过来的。北京一家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企业就在这个平台上做了很长时间测试，只花几百元甚至一百元就可以使用价值数百万元的电子显微镜。

“像清华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他人刷卡就可以进。”王志刚说，“我们也应该学学上海光源的经验，其实它在建造之初就是以开放共享为原则。”王志刚说。

王志刚口中的“上海光源”，其实是坐落在上海张江的全球顶级中能第三代同步辐射大科学装置，外形酷似巨大的“鹦鹉螺”。圆形的“螺壳”内，3台加速器负责“出产”同步辐射光。

运行8年来，借助上海光源发出的光，中科院院士包信和在天然气直接转化利用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并入选当年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清华大学医学院颜宁研究组首次测定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的三维晶体结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福团队揭示出禽流感、埃博拉等多种流行病毒感染机制，中科院物理所丁洪课题组发现了外尔费米子。

“不仅是政府投入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开放，政府投入的科研项目也应适当向社会开放。”吴光辉说，比如nastran软件，实际上就是196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为了满足当时航空航天工业对结构分析的迫切需求主持开发的大型应用有限元程序，并向美国企业免费公开。“我们现在桥梁、航空、船模应用分析软件都是以这个源代码为核心的，我们也要将重大科技攻关的成果给社会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