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两款CAR-T产品的获批上市，国内细胞治疗行业也逐步进入了成熟期。而这个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政策明确、法规细化。事实上，从2009年细胞治疗以“第三类医疗技术”方式监管所代表的行业探索期、到2017年首个细胞治疗政策《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所代表的行业发展期，再到后来药学、非临床和临床都有了各自的指导原则。

如今，法规更进一步细化到了细胞治疗药学板块中的一个子内容，这也就是2022年5月颁布的《体外基因修饰系统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下文以“基因载体指导原则”代称）。这无疑是给细胞治疗行业发展提供了更为细致清晰的指引。鉴于此，本文将以《基因载体指导原则》与前序政策法规的对比为线索，重点分析其中新增的八个重要内容，并对政策变化趋势进行说明和剖析，以供业内同行参考与交流。

基因载体是CART的从属性产品

《基因载体指导原则》的适用范围是“体外基因修饰系统”（下文以“基因载体”指代），具体指用来生产CART类产品的慢病毒、逆转录病毒等。基因载体在监管角度如何定位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基因载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物制品，而是CART的生产原材料之一；另一方面，基因载体又不同于普通的生产原材料。例如，诺华的Kymriah®在IND期间递送FDA的审评材料中就清晰阐明，组成CART的两个主要元素（major element）就是递送CAR基因的慢病毒载体、以及承载CAR基因的T细胞。在这份IND材料中，慢病毒被称为附属产品（accessory product），定位与CART产品类似，且明显区别于其他生产原材料。国内之前的政策一直未明确基因载体的定位，如2017年《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将其与磁珠、培养基等一起划归在“其他生产用材料”中，但又特别指出基因载体“可作为终产品的物质组成”，就是这个问题的具体体现。另外，不得不提到，CART生产工艺中除了换液清洗这种常规操作之外，是没有专门去除慢病毒的步骤的，因此慢病毒会随CART一起进入人体的（虽然数量很少），而这无疑带来了临床风险。

本次《基因载体指导原则》首次提出了基因载体是从属于CART的特殊产品这一理念，并点明基因载体“虽与体内基因治疗产品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别于体内基因治疗产品”。这是监管上的一大突破。这种准确且细致的定位为一系列问题明确了解决思路。例如，作为细胞产品的从属性产品，基因载体的风险评估就不必仅局限于自身的生产质控流程，而可以“在细胞终产品生命周期内进行分析”。质量控制中，也因为基因载体“要经过体外培养、换液清洗，以及细胞终产品放行检测”，而使得RCL等风险点可以采用病毒阶段与细胞阶段联合控制的方式完成。此外，基因载体的序列确认不必一定要依常规进行病毒测序，而可以将其转导至细胞中后采用酶切、qPCR等方法检测细胞获得。这样不仅更为合理，也利于企业明确工作重点和节约成本。

本条目为此次《基因载体指导原则》中最重要的新内容，其影响力渗透在生产、质控等多个方面。

细致入微的分类

《基因载体指导原则》的适用范围是细胞治疗类产品所使用的基因载体。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类别。直接人体给药的基因产品不在《基因载体指导原则》的范围之内，非基因编辑类细胞治疗产品（例如CTL、CIK）也不涉及。因此，《基因载体指导原则》真正相关的，只有CART以及泛CART类产品，如CAR-NK、TCR-T、CAR-γδT等。

而《基因载体指导原则》的内容也将“细致”两个字落到了实处，整体按照不同条件又细分了多个子类别，例如逆转录病毒/慢病毒/非病毒载体的不同要求、IND/BLA/临床期间变更对应的不同风险点、直接制备细胞/建库后制备细胞的不同情形等。并且在大多数子类别下面都还带有针对性的解释说明，可以说是非常细致了。

这份细致导致整个指导原则非常的长。如果不是专门研读政策的话，根据需求看对应章节就行了。

“原则上应符合GMP”

这句话出现在《基因载体指导原则》的“一般原则”章节，原话是“基因修饰系统的制备全过程原则上应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要求，具体的要求根据其使用情形的不同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原则上应符合GMP”的潜台词不言而喻。这句话比较容易让人兴奋，也容易被断章取义。但是，如果结合《基因载体指导原则》的整体思路，以及联系CDE对细胞治疗“遵循一般规律，兼顾特殊性”的一贯态度，笔者倾向这句话是不适用慢病毒、逆转录病毒等常见情况的。因为慢病毒实在没什么特殊性使其可以不遵循GMP。这句话反而更适合基因修饰后再建库的细胞产品，例如GM-K562以及类似产品。但此类产品在国内并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第三次在细胞治疗相关政策中出现类似的表述。其他两次分别是在2017年《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政策解读》中关于是否可以免除动物实验、以及2019年《细胞治疗产品申报临床试验药学研究问题与解答（第一期）》中质粒生产是否遵循GMP的章节。

基因载体与细胞产品的监管差异

虽然是细胞产品的从属性产品，基因载体与细胞产品在监管思路上颇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在《基因载体指导原则》的多个章节均有体现。总体来说，基因载体的要求往往高于细胞产品。例如，基因载体在IND阶段就需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制备工艺”，质量研究也不像细胞产品那样只需要“完成安全性相关的质量研究”即可。此外，基因载体的质量标准制定依据包括“质量设计、质量研究、验证研究、多批检测和稳定性结果”等多个项目，但却没有和细胞产品一样的“依据临床试验批次的检测数据制定标准限度”的提法。

从注册角度来说，这种差异是符合预期的。因为基因载体更贴近传统生物制品，也不具备个性化强、有效期短等特点，因此也就更少的享受“兼顾特殊性”所带来的政策宽松。这是CART产品药学板块的特点之一，就是质粒、病毒、细胞等各个环节的法规要求存在理念性差异。从业公司应对这种差异予以重视，以避免在不同环节的工作中出现误判。

不同时期的要求：IND、BLA和工艺变更

与免疫细胞指导原则类似，《基因载体指导原则》明确了在IND、BLA以及临床期间工艺变更的不同要求。其中，IND阶段的要求包括识别基因设计方面的风险、建库并检定、评估生产原材料安全性、相对稳定的制备工艺、适当的质量标准。BLA阶段主要就是充分的工艺开发和工艺验证。如需进行工艺变更，则应在确证性临床前完成，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在多批次数据积累的基础上，完成CQA、杂质、风险的可比性研究，并且还要在新工艺基础上完成稳定性和包材相容性研究。

RCL：最重要的风险点

CDE对于RCL一贯予以高度重视。此次《基因载体指导原则》中，RCL更是唯一一个贯穿全文的风险点。具体包括：

设计上预防

在载体设计时就应采取减低RCL风险的措施，例如将gag/pol和rev分拆到不同质粒中。

过程中控制

主要是在生产上游阶段选择合适时间点检测RCL。值得一提的是，在下游和病毒成品章节中没有RCL的相关要求。

残留需计算

RCL的质量标准制定依据应该结合CART给药剂量和检测下限来估算。

其他内容还包括检测点设置（病毒收获液、EOPC、细胞成品）、检测方法（细胞培养法、qPCR法）、检测指标（p24, 逆转录酶、psi-gag、VSV-G）等内容。

总体来说，RCL相关内容看起来多而杂，但主要是增加了更多的细节要求，在检测时间、方法等核心方面并没有太大变化。

生产规模与细胞产品挂钩

病毒载体作为CART的从属性产品，其生产规模是与CART产品相关联的。事实上，目前慢病毒工艺达到每批几百人份甚至更多的批产量是完全可行的，但对应时间内往往不会有如此大数量的CART生产需求。例如，一期临床如果采用3+3设计的话一年内患者数量不会超过20例，需求的慢病毒量也就没多少。因此，相比于细胞产品，慢病毒的产能大多数时候是溢出的。此次《基因载体指导原则》明确提出“病毒载体制备规模需与细胞终产品研究阶段相适应”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提醒企业在病毒生产规模方面不必过度投入。

另一方面，部分初创型企业仍处于实验室工艺向规模工艺的转变过程中，会存在病毒批产量较低的情况（一般来说，净产量低于20人份/批算较低）。《基因载体指导原则》专门提出 “对于较小的规模，建议关注批间一致性”，也是因为此类问题在IND审理过程中频繁出现，而导致CDE特意在此予以提醒。

质量研究要求整合特征分析

由于病毒载体是CART的从属性产品，因此《基因载体指导原则》的质量研究部分总体要求是不高的。其中唯一比较特殊的条目就是整合特性分析，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优势插入位点、插入拷贝数、优势克隆异常生长等项目。这部分其实并非新内容，但之前一般是放在非临床部分中，例如2021年颁布的《基因修饰细胞治疗产品非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就有专门章节进行阐述。因此，相关研究问题可以通过引用非临床部分的结果来解决。但是，一般质控人员可能不会留意到非临床的工作内容，这就会导致工作进度受阻或者资源重复投入。

此类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广泛渗透在细胞治疗各个药学板块中的。例如，免疫细胞质量研究中的信号通路研究一般也是需要非临床部门协助，单采过程研究（优化单采循环量、抗凝剂等参数）则需要临床部门协助。鉴于此，注册人员需要对此类问题予以针对性协调。

小结

细胞治疗类产品的出现对监管和被监管方同时提出了挑战。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细胞治疗产品的特殊性，并针对性的制定了多部政策或指导原则，以更好的适应行业需求、促进行业发展。对业内公司而言，对政策法规的系统性解读可以快速捋清监管要求，为自家产品制定清晰的开发计划，并在注册申报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