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的今天，“当代医学桂冠诗人”奥利弗·萨克斯逝世。他用一个个精彩的案例故事记录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神经科学的迅猛发展，更为“帕金森神药”左旋多巴的传奇故事留下了一个精彩的注脚。

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实在不算成功。他不是把面包屑掉到离心机里，就是搞丢实验记录和样品；他的论文要么被拒，要么遭到同行的猛烈批评。

然而在实验室之外，他是被病人喜爱的医生、被读者喜爱的作家。他将一个个奇特的病例写成故事，作品被翻译成 25 种语言，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纽约时报》称他为“当代医学桂冠诗人”。这一切的声望和荣誉，或许还得从那场失败的临床试验开始。

“神药”登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萨克斯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医学生的时候，神经科学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1957 年，瑞典科学家阿尔维德·卡尔森（Arvid Carlsson）指出，多巴胺并非去甲肾上腺素合成过程中的中间产物，而是一种独立的神经递质。随后他用动物实验证明，多巴胺的前体左旋多巴（levodopa）能够有效逆转利血平造成的运动不协调——这种状态与帕金森患者的症状非常相似。

接下来，医学界开始尝试用左旋多巴治疗帕金森症。有些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些试验使用了相似的剂量却毫无成效。直到 1967 年，乔治·科奇亚斯（George Cotzias）使用了一项大胆的方法：把左旋多巴的用药方式从注射改为口服，逐渐增加剂量，最终把剂量从最初的毫克级增加到每天 16 克，才在帕金森病人身上取得了稳定的疗效。科奇亚斯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年轻的萨克斯也没有错过这个消息。

此时，萨克斯已经到纽约落脚，在贝丝·亚伯拉罕医院（Beth Abraham Hospital）当住院医生。这是一所慢性病医院，收治了约五百个患者，其中有约八十人是昏睡性脑炎（encephalitis lethargica）的幸存者。昏睡性脑炎如同 20 世纪初的一场梦魇，许多人被困其中，从未醒来——要么是生命的沉睡，要么是心智的沉睡。萨克斯眼前的这些病人就患有各种复杂的后遗症，许多人出现了帕金森症的症状，有的已经在医院里度过了数十年的混沌岁月，所有的记忆和心智状态都被定格在二十年代。既然左旋多巴能让帕金森病人“解冻”，那么它能不能唤醒眼前这群患者呢？

梦醒时分

经过重重审批，萨克斯终于拿到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左旋多巴。他的双盲临床试验于 1969 年 3 月开始，最初参加的只有 6 个病人。药物的疗效很快开始显现：失败率是 50%，但已经远远超出了安慰剂效应。于是，试验开始数周后，萨克斯便决定让医院里所有的脑炎后遗症患者用上左旋多巴。

1969 年的夏天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度过。患者们纷纷焕发生机，不仅恢复了行动能力，认知能力和情感也在恢复。萨克斯写道：

“这样的整体苏醒或活力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神经解剖学概念截然相反，当时的神经解剖学将运动、智力和情感中枢看作是相当独立于大脑的部分，与后者并无交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问题开始浮现。患者对药物剂量变得极度敏感，而且反应也出现波动，甚至有些病人每次用药后的反应都不一样。萨克斯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小可。他开始随身携带摄像机，并且搬到医院附近，长期值夜班。他将左旋多巴称为“某种奇怪的个人时间机器”，在另一本书里，他记录了一名 63 岁的女患者在用药后变得极度亢奋，不断回忆起二十年代流行的黄段子和打油诗，那可能是她发病前最后一段鲜活的记忆。

奇怪的沉默

1970 年，萨克斯开始将这些病例投稿到《柳叶刀》（Lancet），并成功发表。不久后，他又给《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自己的 60 个病人连续一年服用左旋多巴的整体效果，包括长期用药导致的种种古怪而无法预测的状态。然而这一次，学界的回应却是“一片奇怪而相当可怕的沉默”。直到几个月后，杂志的通讯栏目被严厉的批评淹没。同行纷纷否认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其中一封信指出，就算情况属实，也不该发表，因为这样会“对左旋多巴的治疗反应所必须的乐观气氛产生负面的影响”。

接下来，哪怕萨克斯不再描述个案，而是尽量使用“正统”的方法，写出塞满了数据和图表的论文，他的研究也一再被退稿，甚至受到激烈的批评。萨克斯后来回忆：

“我悲伤地感到，我再也不可能在医学期刊发表论文了，除非我背叛自己的临床经验。”

与此同时，萨克斯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病例报告又被《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转载，令患者家属非常愤怒。而萨克斯则感到惊讶，他本以为这些文章仅限于学术交流，不会进入公众视野。这件事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个灰色地带。

苏醒的作家

真正唤醒萨克斯的诗人气质的，是那些被萨克斯“唤醒”的病人。在疗养院度过大半生之后，病人们强烈感觉自己已经被世界遗忘和抛弃，希望有人能讲出他们的故事。于是，萨克斯为每一个病人和医院都起了化名，将这些案例写成了《苏醒》（Awakenings）。在他即将满四十岁生日的时候，这本书在英国出版了。媒体对《苏醒》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医学界却再次报之以沉默。不久后，萨克斯被贝丝·亚伯拉罕医院解雇。

萨克斯与院方的矛盾由来已久，或许是因为他反对将病人严格管理，为此多次破坏医院的规定。他曾经用摩托车载着一个病人出去兜风，满足了她的遗愿，回来后几乎被当场开除。在下一家医院里，萨克斯不愿意将病人关进隔离病房，而是带他们出门散步，院方指责他破坏了医院的“治疗性惩罚”制度，这次轮到萨克斯愤而辞职。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萨克斯在纽约的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教授神经科学，同时接待少量的病人，并继续写作。他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又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学教育，继承了 19 世纪的“临床轶事”写作风格。他从来不把患者抽象为某几种症状，而总是设身处地去想象他们的人生，想象疾病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他写道：

“所有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自己内在的旅程与风貌；而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内在的东西，是不需要跟哪条神经连在一起的。”

因为对神经递质的研究贡献，卡尔森等人于 2000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左旋多巴至今是治疗帕金森的首选药物。而萨克斯的《苏醒》也成为左旋多巴传奇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注脚，这本书得到了书评人和前苏联生理学家亚历山大·卢瑞亚（Alexander Luria）的高度赞扬，并获得了 1974 年的霍桑登奖(Hawthornden Prize),这是颁发给 41 岁以下“想象类文学”作家的一个奖项。它改编而成的电影《无语问苍天》于 1990 年上映，拿到了三项奥斯卡提名。

至于左旋多巴能否治疗昏睡性脑炎后遗症，恐怕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确切的答案了。最后一批患者早已去世，试验的见证人和讲述者也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