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明我国农兽药标准制修订进展情况和农兽药残留标准制定的原则与科学性，新华食品专访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成员顾宝根研究员、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简秋研究员和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张存帅研究员。三位专家就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回应和解读。

    新华食品：什么是农药和兽药残留？有残留就会影响人体健康吗？

    专家：农药残留是指农作物使用农药后残存于农产品中的农药母体、代谢物、反应产物及杂质等；而兽药残留是指食用动物在使用兽药后，蓄积或残存在动物组织器官中或进入泌乳动物乳汁或产蛋禽蛋中的药物原形、代谢物和杂质等。

    跟我们人类生病了就要打针吃药一样，动物生病了需要用兽药治疗，农作物发生病虫害了，需要使用农药防治。无论哪个国家，农业生产中都需要使用农药和兽药，一般来说，农业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农兽药使用的数量大。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0年的统计，发达国家农药使用量是发展中国家的1.5-2.5倍。因此，各国生产的农产品都会有农药或兽药残留。

    含有农药兽药残留的农产品并不意味不安全，是否会影响人体健康，取决于残留量是否超标，只有残留量超过了标准，才会对食用者的健康产生影响，没有超标的农产品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新华食品：农药和兽药残留安全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专家：国际上制定了统一的农药兽药残留标准（即农（兽）药最大残留限量，MRL）制定的方法和程序，我国也采用国际的标准和方法，在标准制定技术、规则和程序上与国际食品法典（CAC）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一样。

    农兽药残留标准是根据药物的毒性、农产品中药物的残留量、我们的食物消费结构，利用风险评估技术计算得出的。一般至少要经过四个步骤。

    一是通过哺乳动物试验来测定农药、兽药的毒性，并确定每日允许摄入量，即人一生中每日从食物或饮水中摄取某种农药和兽药而对健康没有明显危害的量。

    二是通过规范的残留试验研究确定农药在植物中、兽药在动物体内的代谢和降解过程，以明确农药、兽药在作物或动物体内的主要代谢产物与分布，进而确定其残留量。

    三是根据中国人膳食消费的量和结构，确定每一个人一天要摄入各类农产品的量及其在全部食物中所占的比值。

    四是通过风险评估计算确定最大残留限量值。

    需要指出的是，在制定残留标准时，以最大可能的安全风险为基础，也就是以一个人一生天天吃某种农产品和可能吃的最大量来计算；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物种间的差异以及孕妇和儿童的安全，在计算时增加了100倍的安全系数，也就是说，标准值通常为风险评估安全值的百分之一，因此标准是十分严格的，而且有很大的保险系数。

    所以，食品含有农药、兽药残留不可怕，只要残留量低于标准就是安全的。

    按照国际惯例，残留标准制定都须遵循技术科学、规则公平和过程透明的原则。在规则上，以贸易公平为原则。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透明原则的要求，向WTO成员或组织通报本国拟实施的农兽药残留标准，接受各成员对标准科学性和公平性的评议。

    我国制定的农药和兽药的残留标准都是经过各国政府官方评议的。在程序上，以公开透明为原则。按照《食品安全法》公开透明要求，农药残留标准制定全程向社会公开，起草阶段，需在官网上广泛征求国内社会公众和相关行业部门的意见。经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接受WTO各成员国的评议，评议通过后由卫计委和农业部联合颁布实施的。

    新华食品：我国有多少农药和兽药残留标准？

    专家：农兽药残留标准是农产品的安全阀，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前，我国农兽药残留标准存在标准数量少、标准制定滞后、技术水平较低等问题。《食品安全法》颁布后，我国加快了农兽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设步伐。

    通过五年多的努力，我国已制定了覆盖所有重要农产品的农药和兽药参考标准体系，为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供了保障。

    2014年，农业部与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14），规定了387种农药在284种（类）食品中3650项限量指标。

    该标准规定的残留限量，覆盖了蔬菜、水果、谷物、油料和油脂、糖料、饮料类、调味料、坚果、食用菌、哺乳动物肉类、蛋类、禽内脏和肉类等12大类作物或产品。除常规的谷物、蔬菜、水果外，包含了果汁、果脯、干制水果等初级加工产品的农残限量指标。

    我国已对135种兽药做出了禁限规定，其中有兽药残留限量规定的兽药94种，涉及限量值1548个，允许使用不得检出的兽药9种，禁止使用的兽药32种；建立了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519项。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农兽药残留标准数量还比欧美发达国家少，但欧美许多残留标准并不是仅仅为食品安全而制定，对于本地区和本国不生产的农产品制定的大量标准主要是为贸易壁垒服务。

    目前我国是制定标准最快的国家，而且主要根据食品安全需要而制定，现有的农药和兽药残留标准基本覆盖了百姓经常消费的植物性和动物性食品种类，为我国食品安全提供了保障。

    新华食品：不同国家农兽药残留标准有什么区别？跟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比，我国残留标准低吗？

    专家：人们往往喜欢拿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作比较。应该说各国农兽药残留标准确实存在差异，这是由残留标准制定时各国不同的农业生产情况、不同的食物消费结构、以及不同的目的等所决定的。

    从技术层面讲，各国的农业生产、农兽药使用情况和食物结构不同，因此，同一农药、兽药在同一作物或动物上的残留标准会存在一定差异。从管理层面讲，尽管制定农兽药残留标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但现在各国越来越将农兽药残留标准作为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

    以农药残留标准为例，各国农药残留标准有时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对于本国不使用的农药，往往制定最严格的标准。如欧盟和日本对本国没有登记使用的农药按照一律限量标准（即0.01-0.1mg/kg）执行；但是在本国登记使用的农药，即使农药毒性高，其标准却松。如美国、日本允许使用高毒农药甲胺磷，因此规定甲胺磷在甘蓝、花椰菜上的标准均为1mg/kg，而我国由于已禁止生产和使用，残留标准全部是0.01mg/kg。

    二是本国没有或主要依靠进口的作物，标准就严。如氯虫苯甲酰胺是个新型杀虫剂，欧盟在葡萄上的标准为1mg/kg，而在大米等粮谷上却为0.4mg/kg，茶叶上为0.02mg/kg。葡萄可以鲜食，而且吃得量也大，而大米不能直接食用，需要经过蒸煮，煮饭的高温有利于农药降解，按理允许的残留标准比葡萄松；但葡萄和葡萄酒是欧洲的优势作物和农产品，所以制定的标准松；而水稻和茶叶主要进口，标准就严。

    三是同一作物，各国标准也不同，如克菌丹在稻谷中的残留标准，日本是5mg/kg，欧盟为0.02 mg/kg，相差250倍。

    我国制定残留标准主要为食品安全服务，很少涉及贸易保护问题，是科学的，适合我国食品安全要求的，具体标准有的比发达国家低，有的比发达国家高。如新农药甲氧虫酰肼在我国甘蓝上的标准为2mg/kg，而美国和日本为7mg/kg；马拉硫磷在柑橘、苹果、菜豆中的标准为2mg/kg，在糙米中为1mg/kg，均严于美国8mg/kg的标准；嗪草酮在大豆中标准为0.05mg/kg，而美国为0.3mg/kg，欧盟和日本为0.1mg/kg。

    由此可知，在标准的水平方面，很难比较各国残留标准的高低，拿别国的标准来衡量我国食品的安全性是错误的。不管各国残留标准水平是否存在差异，残留标准都是根据安全风险评价而制定的，因此符合残留标准的农产品是安全的。

    为了协调和统一残留标准，减少贸易壁垒，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负责制定农药残留国际标准，但实际情况是，即使有国际残留标准，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执行自己的本国标准，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为制定残留标准能力弱，往往执行国际标准。

    我国现在是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标准委员会的主席国，为起表率作用，我国的农药残留标准尽可能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而不是欧美日标准）接轨。在我国3650个标准中，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也制定标准的有1999项，其中，1811项我国标准等同于或严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占90.6%。

    新华食品：农业部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药残留标准达到1万项以上，怎么实现这个目标？

    专家：尽管我国已基本构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兽药残留标准体系，但还不能全面满足食品安全工作的需要，更不能满足食品进出口和贸易纠纷处置的需要；同时由于种植业农产品品种多数量大，农药残留标准还存在较大缺口。

    因此，农业部正在加快制定完善农药残留标准体系，计划通过五年努力，使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及其配套检测方法标准达到10000项以上，实现农药残留标准“三覆盖、二衔接、一保障”，即限量标准覆盖所有批准使用的农药品种和相应农产品，检测方法覆盖所有限量标准，实现与香港《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和国际标准相衔接，有效保障我国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为了实现这个五年工作目标，农业部将采取以下工作措施。

    首先，优先评估转化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实现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其次，采取多种方式，分批组织制定新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优先制定我国已批准使用农药、但尚未制定残留限量标准，以及完善蔬菜和水果等鲜食农产品残留限量标准等。

    第三，对《食品安全法》颁布前制定的检测方法标准进行集中清理修订，解决农药残留限量配套检测方法标准的问题。

    第四，制修订《农药残留试验准则》等基础技术规范，规范农药残留风险评估技术，保障标准制定的科学合理性。